周总理诞辰120周年纪念日 跟着刘鸿武教授重温总理访非之路
日期: 2018-03-05 作者: 供稿单位: 非洲研究院

    3月5日,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纪念日。3月2日,外交部中非合作论坛微信公众号“直通非洲” 重新编发了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于2014年5月为纪念周总理首访非洲十国50周年所作文章《重温周总理访非路: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前世今生》,文章发表在《国际先驱导报》上。今天,新时读旧文,以纪念当代中非关系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周恩来总理。


  中国人常说“一个好汉三个帮”,还说“独木难成林”,因而一直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人际关系如此,国际关系也一样。当今世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能生存和发展,必得与他国他族有往来,有合作,在互利合作中寻求自我的发展。


  新中国领导人对非洲的“开拓之旅”


  新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现代合作关系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它是近代以来中国与亚非拉落后国家为追求各自的国家复兴与民族自强,而在外交领域所做努力的一部分。自近代以来,中国国运沉沦衰败,任由外人欺凌鱼肉,已无自主外交空间可言,而非洲大陆之情形,亦与中国相仿而尤甚之。但新中国的建立与非洲大陆的解放,使双方改变这一状态的梦想成为可能。当时,中非双方在追求现代复兴与发展的过程中,同时发现了对方。所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两个自近代以来就饱受西方列强欺凌压迫的世界,在初步接触之后便发现,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有平等待我之民族,有真诚助我之国家。这正是当代中非相互援助与合作关系得以建立的最初的基础与动力所在。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已开始关注非洲民族解放事业。1955年4月的万隆亚非会议,为中非直接外交接触提供了机会。会议期间,中国总理周恩来、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宴请了埃及总理纳赛尔,并与加纳、利比亚、苏丹、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等国代表进行了沟通对话。这一努力很快产生了成效,一年后的1956年5月30日,埃及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非现代外交关系由此开启。1959年10月,几内亚成为撒哈拉以南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


  1963年12月到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首度出访遥远的非洲,一共访问了非洲10个国家,这是中国领导人对非洲面对面的“开拓之旅”。在访问进程中,周总理根据万隆会议精神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宣布了同非洲国家发展国家关系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援助八项原则,这八项原则的精髓恰在于:平等互利和不干涉内政、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中国“对非援助八项原则”的提出及随后年代的实施,表明新中国在与非洲交往之初就试图与非洲国家建立一种基于自身文明特性与现实战略需要的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本基础与理念之上,这些原则与理念,在中非关系建立之初便成为双方关系的重要基石。中国始终强调,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决不是施舍,不是恩赐,而是朋友间的相互支援,中国决不会借援助之名而干涉非洲国家内部事务,谋取政治特权。 


  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10国,被认为是中非新型关系的“开山之作”。周总理提出了中国非洲国家发展关系的五项原则和援外八项原则,为中非长期友好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时代在变,非洲也在变。而不变的,是中非高层间的频密互动和中非民间与时俱进的深情厚意。


  从互信伙伴关系到战略伙伴关系


  当代中国的对外援助及与非洲国家的互利合作关系已经走过50多年的历史,它其实是整个中国漫长历史创造的一部分,是古老文明精神的现代延续。近代以来的百多年间,中华民族于艰难困苦中追求国家民族现代复兴之大业,始终秉持“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宽广情怀,努力与外部世界一切“平等待我之国家与民族”建立起友好互助之关系,努力将“自强自立”与“兼济天下”两者有机结合,探寻中华民族在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过程中,如何为世界之进步发展做出自己新的时代贡献。


  从当代人类交往史之角度看,当代中国与非洲国家相互援助与合作关系之所以独特和创新的时代意义,在于这一关系创建伊始就是作为中非双方追求现代复兴事业的一部分而出现的。对于这一关系的性质、意义与作用,中国和亚非领导人都曾做过自己独特的思考。坦桑尼亚前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曾这样说:当代非洲小国林立,国弱民穷,无一国为西方所重,非洲唯有结为一体,用一个声音说话才有力量,但非洲仅有内部之团结尚不够,非洲还需与中国这样平等待我之国家建立互助关系,才能提升在国际上的地位。他曾动情地说:“无论是中国给予我国的巨大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中,还是我们在国际会议的交往中,中国从来没有一丝一毫要左右我们的政策或损害我们国家主权和尊严的企图。”


  周总理当年的访非之行后,直接影响是中国又多了两个非洲建交伙伴——访问当场和突尼斯达成建交协议、和埃塞俄比亚达成建交共识;长远影响正如朱利叶斯·尼雷尔言下之意:进一步推动了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增强了亚非国家之间的团结。


  时任非盟轮值主席国、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在2006年10月中非合作论坛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及峰会开幕式上曾表示,“中国奉行国家间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使非洲有机会与之建立以互信为基础的伙伴关系。50年前,我们在反抗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争取充分行使主权的斗争中,开始建立战略伙伴关系;50年后,我们再次重申中非战略伙伴关系,这是再合适不过的。”他还说,“非洲人民对中非新型伙伴关系抱有很高期望,我们的人民一直关注和支持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从中深受启发”。


  “援助非洲其实就是援助我们自己”


  同样,在中国领导人看来,通过支持与援助亚非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以增强世界上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将可以迅速打破西方对中国的外交封锁,改善中国外交的国际环境,因而援助亚非国家对中国自身的发展至关重要。周总理回到北京后不久,中法建交提上日程,随后中国和西欧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局面得以打开,正说明了这点。事实上,中非关系建立之初,“对外援助”这一概念已成为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的核心内容。不过,对于对非援助的性质与意义,中国始终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在一篇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文章中谈到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时明确表示:“再过四五十年,就是2001年,进入到2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加要大变。中国将变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他还说,中国人口已达到6亿多、国土面积达到96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大国,“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援助亚非拉人民的独立与解放事业,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也因此成为新中国领导人的一种奋斗理想与长远目标。


  1963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非洲朋友时进一步表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支援正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这正是中国古人追求的“自度与度人”、“自利与利他”之传统智慧的现代体现,所以中国领导人曾经多次对来访的非洲国家领导人说,我们援助非洲其实就是援助我们自己。


  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已经将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视为自己对人类应尽的国际责任,也是应该担当的国际责任,它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已经具有一种全球的视野与政治抱负。毛泽东曾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明确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的核心思想,并分析了三个世界的关系及前途。他认为亚非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中国问题必须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联系起来解决。他曾对卡翁达总统说,“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也不能最后解放自己”。


  当下中非关系再入快车道


  今天,中国正与外部世界形成一种全新的利益共享、前途共担的依存关系,当以自身之发展带动他国他族之发展,又以他国他族之发展为自己发展之机会,从而与外部世界形成一种互为机遇、互为动力、自利与利他相平衡的新型国际关系结构。在全球日益相互依存的现代世界,中国必须努力为全球发展问题的解决,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的解决,作出自己必要的独特的贡献,也只有这样,中国的发展问题才能真正最后得到解决。没有世界的发展特别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就不会有中国的独善其身的发展。这既是中国的责任,也是中国的机会。


  具体到中非关系而言,经过近十几年的稳定、快速发展,发展方向更为清晰,凸显出中非命运共同体、互为支撑的关系结构,双方政治上的高度互信,经济上的相互需求,发展模式的相互交流,使中非关系在当前面临着快速发展机遇期,具有广阔前景。


相关链接:

  “直通非洲”微信公众号:【不忘初心】重温周总理访非路: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前世今生

  浙师大非洲研究院微信公众号:外交部中非合作论坛公众号刊发刘鸿武院长纪念周恩来总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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